学术创新、团队建设是学术研究的“双轮”
白文刚： 荆老师，我知道您在自己致力于中国政治传播开拓性研究的同时，也非常注重组织团队、培养人才，不遗余力地提携青年学者，现在你所领导的政治传播研究团队已经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优秀创新团队”，学校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您能谈谈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吗？
荆学民：组建学术团队是现代学术研究的一种常态模式。在这样一个时代，单兵作战的研究模式已经落伍了。但是，对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而言，组建学术团队还有更重要的战略考虑。我一再强调，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春天才刚刚来到。一方面体现出方兴未艾的勃勃生机，一方面基本的概念、基础的理论都还非常匮乏，专门从事政治传播研究的队伍也还非常薄弱，真正处于拓荒阶段。在这种背景下，组建学术团队、培养专业研究人才，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所或某一校，而是为推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建立中国政治传研究学派做奠定基础。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作为全国第一家专业的政治传播研究学术机构，理应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
我们的学术团队从组织结构到学术研究都比较有特点，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就组织结构而言，从横向来看，它是一个动态的同心圆结构。我算一个牵头的，组成人员主要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的子课题负责人和主要成员。这些成员很多是本部、本校的老师，但也有不少外校的老师，如子课题负责人除了本校老师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研究机构的老师。我们说是一个动态的同心圆，是指这个团队的核心是稳定的，边缘则处于不断地变动与扩展之中，不断吸收着从事政治传播研究的青年才俊加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组织首届全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目的也是在更广泛的范围上构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为共同体成员搭建高端的学术平台。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积极支持其他高校政治传播研究机构的发展，他们的学术会议，我多次组团参加以表示支持。从纵向来看，我们的团队还是一个动态的阶梯型结构。这主要是表示我们团队的成员还包括博士生、硕士生中优秀的学生，他们刚开始当然是学习，但随着知识和能力的增长，表现特别突出的也会成为这个团队的重要成员。这样做，主要考虑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必须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
就学术研究而言，我们团队围绕政治传播研究有多种类型的交流活动，比如专题学术沙龙、书稿讨论会、专业知识讲座等等。比较有特色的可以说有两点。第一，我们多次组团发表政治传播学术论文；第二，我们多次组团参加其他机构组织的政治传播学术研讨会。这种组团发表和组团参会的方式，既可以凸显团队研究特色、展示团队研究实力，又可以帮助团队中的青年学者成长，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当然，我觉得我们团队最突出的特色是在精神层面。作为一个学术团队，我强调团队成员都要有坚定的学术信念，把学术作为一种信仰，不怕困难，刻苦钻研，勇攀高峰！同时，我还提出所有团队成员要有家园意识，成员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搭建属于大家的学术家园。也可以坦率地说，我们还提出一个学派意识。这个学派意识不是说要形成一个刻意区分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团体，刻意尊奉某一个观点。恰恰相反，我们强调团队是动态的，要建立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同时强调学术是自由的，在学术讨论中人人平等。我们所说的学派意识，主要是指团队成员要明确意识到我们所从事的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因此要致力于从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提炼、总结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方法、策略，建立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学派，而非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概念来解释中国实践。这一点我们是明确的，也毫不讳言。
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团队不仅在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且人才培养的效果也很不错。举例来说，今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我们团队成员就有一位获得了重点项目，两位获得了一般项目，此外还有成员获得了北京市项目。看到他们的成绩，我很高兴，因为年轻人才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未来！
白文刚：荆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今年就要结项了。课题取得的丰硕成果令人惊叹，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今后的研究有什么打算？
荆学民：我前面说过，2011年之后，本团队取得的多项重要成果，都是围绕这一重大课题展开的。说实话，我们要感谢这个课题，是这个课题给了我们团队快速成长的机会。我们前面所说的组团发表论文、出版“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丛书”、形成学术团队，乃至首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的举行，都是以重大课题为基础的。课题组本身就是论坛的承办单位之一。当然，我们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到2015年5月为止，共在《中国社会科学》、《现代传播》、《政治学研究》、《国际新闻界》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8部。在课题正式结项之前，还会有多篇论文发表，并且最终还要撰写一个50万字的研究报告。应该说，我们所作出的成绩，的确远远超过了课题的要求。
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地做一个课题？原因很简单。我们没有想只是完成一个课题。我们希望利用这个课题来推进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的展开，为建立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派奠定一个好基础。很多人讲“政治传播学”，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名词，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政治传播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称为“学”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推动政治传播研究向政治传播学发展。首先，从实践需要来说，前面已经讲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内在而迫切地需要开展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研究，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以解决中国政治传播的实践问题，提高中国的政治传播能力。从学科发展来说，只有真正建立政治传播学，政治传播研究的学科地位才能得到保障，才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加入这个队伍，也才会促进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化。重大课题无疑给了我们推动这一伟大学术事业的重要契机，所以我们想充分利用好这样一个机会，既能够就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提出一些最基本的概念、理论，为提升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能力贡献智力，又能为推动政治传播学的形成添砖加瓦。这就要求既要高质量地完成课题，又要超越课题的要求开展更多的学术研究工作。可以说，我们的工作完成得还不错。
在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从事政治传播研究，可谓是集天时、地利与人和于一身。从天时来说是时代的需要，从地利来说，雷速体育：是以新闻、传播学科为特色的学校，这样的学科特色与学缘优势为我们从事政治传播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不论是从雷速体育：传播学的发展来看，还是政治学的发展来看，中国传媒大学的政治传播研究，理应站在全国的前列。我们作为具体从事这项工作的研究者，责无旁贷地需要承担这样的使命。人和就不用细说了，我们有一个团结而生机勃勃、充满干劲的学术团队。因此，重大课题的完成不是研究的结束，而是新研究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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