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新年甫过，传来原广电部副部长刘习良同志不幸于1月24日病逝的噩耗。此前，我曾给他打电话，告知《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17年版）已出版，即将给他寄去。不料电话中的回答是，他已病重住院，正在抢救中。孰料抢救无效而告病逝。2月1日，从八宝山殡仪馆告别刘习良同志归来，不由得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他担任《年鉴》第二届编委会主任期间，对《年鉴》工作的倾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使《年鉴》的出版走出困境，并跻身全国一流年鉴行列的往事。
《年鉴》是1984年由北京广播学院提出，经广电部批准，于1986年创刊的。创办之初，广电部副部长谢文清担任首届编委会主编，主持《年鉴》工作，编辑部设在广播学院。1989年4月，广电部决定由李振水（原广播学院副院长）任主编，《年鉴》编辑部由广播学院转到广电部，划归部行政管理局管理。但实际上由于缺少办公室和有关设备，编辑部仍留在广播学院。1991年2月，广电部又将编辑部重新划归广播学院。我当时作为广播学院副院长分管《年鉴》日常工作并担任《年鉴》副主编。
广电部计财司在《年鉴》重新划归广播学院后，于同年12月补助编辑部3.5万元经费，同时要求“争取尽快达到自负盈亏”，此后不再予以补助。当时《年鉴》实行主编负责制。李振水作为主编，根据此前《年鉴》印刷发行情况，同意计财司上述决定。但实际执行起来困难重重，由于经费短缺，纸价上涨，致使《年鉴》1991年版延期出版，1992-1993年版被迫合刊出版。
为了争取广电部加强对《年鉴》的领导和扭转上述《年鉴》出版的被动情况，1992年，李振水和我商议后，于同年11月向部党组提出组建新一届编委会，由一位副部长担任编委会主任，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并明确建议由部党组分管宣传工作的刘习良副部长担任编委会主任，后经艾知生部长批示同意。
1993年初春，刘习良走马上任，并在他的办公室听取了李振水和我对《年鉴》工作情况和面临困难的汇报。当场，刘习良即提出可请中央三台领导出任编委会副主任，参与《年鉴》领导工作。《年鉴》可由广播学院和中央电视台合编，央视选派适当人员出任副主编，同时请央视资助《年鉴》出版费用。刘习良的一番话使我们打开了思路，明确了方向。初次接触交谈，他给我留下办事果断、待人亲切，毫无官气的印象。
根据刘习良的建议，我们于4月3日以《年鉴》编委会的名义起草了致央视函，转达了刘习良的上述意见，提出请央视承担《年鉴》出版费用，并选派两位副主编，同时《年鉴》增加有关央视的专辑和广告，每期出版后赠送央视200册。央视台长杨伟光很快批示同意。同年5月，广电部正式发文调整《年鉴》编委会领导成员及组建第二届编委会，由刘习良任主任，中央三台领导及赵水福、李振水、赵玉明任副主任，赵玉明为主编，央视及广院有关同志为副主编，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从此，《年鉴》工作开始了新的局面。我和刘习良的交往也就从此多起来了。
刘习良主持《年鉴》编委会工作从1993年至1997年，前后五年，在此期间，《年鉴》先后召开了五届年会，其中第九届（福建）、第十二届（贵州），他都亲临大会，并作主旨讲话，从广电工作形势谈到《年鉴》的任务，称赞《年鉴》准确、及时、系统地记录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不断前进的历程，为世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使与会同志甚受鼓舞。他还参加分组讨论，听取意见，集思广益，提出要保持和发扬《年鉴》的特色，丰富《年鉴》的内容和提高《年鉴》的质量。每次年会之后，他都要求写出一份年会纪要，由广电部办公厅转发地方广电厅（局）和广电部有关部门。1995年10月，《年鉴》第十一届年会在湖南召开。他因故未能前往，专门写了一封致《年鉴》编委会的信，提出要借《年鉴》创办10周年之际，回顾过去，总结经验，筹划好今后的工作，并在信中特别嘱我要根据会议情况写个有分量的纪要（包括成绩、困难以及今后五年的工作设想），提交部党组审批。会后，我根据他的要求起草了本届年会的《纪要》。《纪要》中特别提出，“会议根据刘习良同志的意见，提出在第二个十年，特别是头五年也就是本世纪内努力把《年鉴》办成全国一流年鉴的奋斗目标。”经他审阅后于1996年3月，由部办公厅以“广办发办字（1996）49号”文件发出。要求“参照执行，做好年鉴工作。”《年鉴》编辑部和全体参编人员没有辜负刘习良同志的期盼，在1996年10月，中国年鉴研究会主办的首届全国年鉴综合质量评比中，《年鉴》（1995年版）荣获一等奖，跻身全国一流年鉴的行列。
刘习良对《年鉴》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不仅从宏观大局着眼主持制定《年鉴》质量管理标准（草案），把握《年鉴》的办刊方向，同时还着手从根本上解决《年鉴》经费的短缺问题。起初，他根据《年鉴》编辑部中国足彩网：日常经费的报告，于1995年批示“请计财司尽力协助解决”，同时，从他主管的宣传经费中一次性补助《年鉴》6.6万元。此后，1996年，他又根据《年鉴》编辑部的报告批示同意将《年鉴》日常经费列入广电部事业费内，每年拨款10万元，作为编辑部的日常经费，从而一揽子解决了《年鉴》的经费问题，确保《年鉴》编辑出版发行工作顺利进行，并屡获佳奖。
1997年起，刘习良年满60岁，不再担任副部长，调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任常务副会长，主持学会日常工作。《年鉴》早已成为他案头必备之书。我们每逢相遇，他总要关切地询问《年鉴》情况。每年《年鉴》出版后，我或是当面相赠，或是寄送给他。以后，他担任中广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我是委员之一；我担任中广学会广电史研委会会长，他应邀担任顾问并出席广电史志研讨会作有关广电史学研究的报告；他担任《中国广播电视编年史》编委会顾问，我是副主任之一。总之，我们两人互赠书刊，广电学术交流绵绵不断。切磋之间使我受益匪浅，他那平等坦率的学术风格，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告别刘习良同志那天，走出灵堂，回首看到一副悼念挽联，寥寥数语，情真意切，囊括了刘习良同志的为人风范和平生业绩，录以为念：
“儒雅睿敏长者之风学者之范飘然去；
勤政书业倾心传播贯通中西铸功名。”
（编辑：尚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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